古铜钱：外圆内方

　　统战工作有很强的原则性，不坚持原则，共产党将一事无成。毛泽东告诫党的干部，共产党人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异，因地而宜，灵活机动，以便更好地坚持原则。这就如同中国古代的铜钱，它外层是圆形的，内层中心是四方的，外层可以滚动，但无论怎么滚动，滚到什么地方，一旦停下来后，内层总是方形的，变不了本性。毛泽东用这一形象的比喻，说明深刻的统战艺术，他要求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像铜钱那样，外圆内方，做工作时要圆，方法要圆，策略要圆，但是，内心要方正，原则不能丢。

　　在诸多问题上，毛泽东充分表现出这一特色，重庆谈判可以佐证。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日战争，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８月迎来了抗战胜利。老百姓多么希望和平、民主、团结、富强啊！可此时，国民党还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加之有美国的支持，内战的危机严重地存在着。但是，国民党要发动内战，他们还有压力，兵力也在大后方，要争取时间调兵遣将。于是，国民党打出了“和谈”的旗号。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３日，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去不去重庆谈判？派谁前往？如何谈？面对这种抉择，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在延安展开了争论。有人说，蒋介石搞谈判是摆“鸿门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上当受骗，毛泽东是党中央的主席，党的领袖，怎么能去冒险呢？

　　这种不主张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观点在党内很有代表性。但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表示对同志们的关心能理解和感谢，但不能接受。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说明了谈判的理由：今天，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中国人民打了十年，又打八年抗战，长期战乱，不利国家，老百姓渴望和平，我们共产党人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我们若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计。蒋先生这个人十分狡猾，他是嘴里邀请我，喊得响，其内心是不希望我去的。如果我不去，正中下怀，他就可以借口说，共产党拒绝和平，共产党不要和平、民主、团结的中国，而要打内战。毛泽东还详细分析了自己的安全有保障，认为共产党已不比１９２７年，现有巩固的解放区，有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大后方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从国际形势上看，世界人民革命力量上升，对共产党有利。蒋介石是聪明人，他不会不考虑这些因素，轻举妄动对他不利。根据这些因素，毛泽东说，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揭穿美国和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以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重庆，我应该与蒋介石先生面对面谈判。

　　毛泽东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充分体现了一个战略家、一位领袖的胆量和气魄。在整个谈判期间，他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蒋介石对和谈本无诚意，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准备内战，并栽赃中共，制造内战借口。他要共产党交出全部军队给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共产党撤出根据地，让出地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可以到中央政府里来做官。对军队和政权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总结了大革命的教训，没有交一粒子弹、一支枪，不上当。但是，共产党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灵活地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些建议：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比例由５∶１改为７∶１，即共产党的军队仅占国军的七分之一；共产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撤出，迁往苏北、皖北以北地区。毛泽东这一策略的灵活性，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了重庆各民主党派和舆论界的高度赞扬。

　　赶毛驴：一拉二推三打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也是幽默大师，擅长形象思维，比喻生动贴切。

　　西安事变爆发后，陕北的红军高兴极了。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中共中央正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极端复杂的形势，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当时，有人想不通，跑到毛泽东住处，十分惊奇地问道：“怎么！要放掉蒋介石？”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是啊，放掉他，一切为了抗日嘛！”我们现在对待蒋介石，不能记私仇，不能关他的窑洞，更不能杀他。亲日派何应钦之流，正想利用西安事变，搞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挑起全国范围内的战争。如果这样，就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不利于中国人民。

　　当时，毛泽东给他周围的干部和战士作了反复多次的解释，让大家懂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道理。当他听说红军大学里有不少学员心存疑虑时，还在保安红军大学里作了一次重要报告。毛泽东在这次报告中，作了一个赶毛驴上山的生动比喻。他说：同志们，你们看，陕北不同于南方，这里的毛驴很多，小毛驴有很多优点，有耐力、负重，是农民很好的交通工具。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就是像毛驴上山一样，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怎么办呢？就得向老百姓学习，采用对付毛驴的一套办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要抗战就要联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我们拉蒋和推蒋，就是团结和联合的办法。但是，陕北的小毛驴也有缺点，很倔犟，有时不听话，还会抬起腿子踢人的，我们要提防着这一面。蒋介石不愿抗日，我们打他一下，让他抗日。但他本性不会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他还会有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到那时，我们还要对他进行斗争，还要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打”他一下，“打”他是让他清醒，站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这一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报告，像一盏明灯，照亮了红军大学学员的心坎，也把共产党又团结（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原则阐述得新颖别致。

　　在统一战线中，对团结和斗争这两方面，视不同情况，有时以团结为主，有时以斗争为主，毛泽东能及时把握这个度。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打了一些大战役，对共产党也较友好，毛泽东根据这种情况，对国民党采取以团结为主的政策，肯定和宣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迹，对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一面进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武斗”，而是“文斗”。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连续发起三次反共高潮。此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又采取以斗争为主的政策，不仅仅是政治上、宣传舆论的斗争，还敢于在军事上进行猛烈的反击，毫不留情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斗争揭露和打击其反共阴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下来。

　　打麻将：青一色与平和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说到底就是团结大多数人，把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派别、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接见了南京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刘斐。刘斐在见到毛泽东之前，心境一直不太好，忐忑不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见面时，毛泽东首先开口问：“您是湖南人吧？”

    刘斐立即答话：“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家乡是邻县。”

    毛泽东接过话茬：“啊！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古人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着这话时，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周围人员也都一阵大笑。这样的欢乐开场白，使刘斐的紧张心情减去了一大半。接下去，整个会谈中，毛泽东对刘斐真诚以待，推心置腹，使刘斐完全消去了拘束感。尽管如此，刘斐这位精通中国文史的政治家，还是怕往后共产党会歧视其他党派。

    在吃饭时，各人谈起各自的业余爱好来，刘斐趁机想试探一下这个问题，便喜悦地问毛泽东：“毛主席爱好打麻将吗？”

    毛泽东立即随口应道：“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见毛泽东高兴，又追问一句：“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花龙？”这个问题，明显带有试探性，是政治性的问题，不仅仅是谈麻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他立刻意识到老乡的用意。此时的毛泽东口中刚含了一口饭，本想不笑，但还是笑了，笑完后，立即答话：“我不喜欢打清一色，清一色打不好，打不成；我倒是喜欢打小和，打平和。”“不管怎样的牌，我总是想早点和，只要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毛泽东的这个回答很含蓄，喻意深刻，一语双关。刘斐对毛泽东的这个回答很满意，顿时，暗下决心，选择了走新道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和谈代表的职务安排，他们都很满意。

    对于所有的爱国民主人士、党外人士，毛泽东都采取了包容的政策，对他们团结教育，信任重用，充分发挥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率５０万官兵走向人民的阵营，毛泽东称赞他这是义举，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１日晚，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刚一见面，毛泽东率先伸出手，紧紧地握住傅作义的双手，愉快而又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清楚，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今天你已成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了。傅作义是聪明人，几句话就消除了他一个多月来积在心头的疑虑，如同炭火融冰雪。同时，毛泽东还高度称赞傅作义的生平伟绩并说，共产党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可以都送到绥远去。傅作义对毛泽东这种豁达大度十分敬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都给自己，并送到尚未解放的绥远去呢？

    毛泽东看出了傅作义的心意，微笑着说：国民党总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你把他们送到绥远，就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回敬”，谣言不攻自破，事实说明，共产党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到绥远去，还可以做统战工作，帮助那里的国民党官兵提高认识。后来，这批俘虏都参加了绥远起义，他们的政治待遇都改变了，不作为俘虏，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改换了一种统战艺术，帮助了这一大批人员。傅作义和这批人员对毛泽东的如此周全巧妙的安排，感激万分。

    对于傅作义的军政部属，毛泽东通知有关部门，在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予以照顾，使他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些部属均作为革命干部和解放军干部，家属也作为干部和军人家属。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团结各种不同的人士，要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共产党依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中有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艺术，是一个丰富的理论宝库，有待于我们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去发掘和探寻。笔者认为，这一艺术，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我们要作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就应当研究它，运用它，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