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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海

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狭义的政党政治就是政党执掌政权的活动，广义的政党政治是指各国政党为实现其政治纲领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开展不同政党政治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加强我国政党政治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大有裨益。本文拟从政党政治的特点、产生的历史根源两方面对当代中国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进行比较。

一、中国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特点

（一）中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西方政党政治的特点

西方政党政治就是国家议会制度，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国家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融为一体。议会将政党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政党通过议会内的组织，操纵或影响议会活动，进而控制或影响政府的活动，实现其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两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议会是政党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根本途径，政党的活动贯穿在议会活动的始终。政党实现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首先是通过议会活动体现出来的。

西方政党参政、执政的特点有：(1)由选举进入议会，通过选民授权，代表民意行使权力。(2)通过党团组织有组织有目的活动。(3)围绕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最基本的议题进行讨论，议决的事项具有真实意义，辩论以一般理性(公认理性)作为原则，遵守议事规则，议决后的决定往往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有较大的促进。(4)政党之争严禁军队的介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坚持原则又适时妥协来解决争议，在议会制度的框架内，遵循宪法原则，无论是执政还是“忠诚的反对”，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国家的政权。
综上所述：中国政党政治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西方政党政治就是国家议会制度，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国家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融为一体。

二、中国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中国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国之所以产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关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基本原理的结果，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

1、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阶级占了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又很软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要打倒强大的敌人，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根据近代中国的实际和特点，按其发展规律进行革命活动。

2、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原则的必然结果。

马列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取得和控制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与斗争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它的历史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种历史使命赋予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重任，是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来实现的。因为他们在实践方面，是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就是说，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政党干预政治，领导国家政权的政党制度。同时，也是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所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绝不排斥一切进步的其他民主政党。相反，愿意而且必须与其他一切进步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阐明过：“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并“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无论是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运动，还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都对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有利的。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为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其他民主党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3、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与各民主政党建立革命联盟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发展规律，一贯强调和主张与各革命阶级和民主政党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积极地付诸革命实践。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质上就是由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参加的一次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共产党成立后，1923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1924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终于建立了有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正处在民族危机的严峻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正确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941年又进一步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感召和指引下，联合各民主党派和一切抗日的人们，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和倒退而斗争，才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期间，各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在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发动全国内战的时刻，各民主党派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严正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及其所制定的伪宪法，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告，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随后，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响应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成为我国各民主党派自主地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要标志。他们的领导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与共产党一起参与筹备新政协，并参加了1949年9月召开的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分别担任了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从此，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显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坚持多党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是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多党合作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自主选择。

4、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的。毛泽东于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新中国成立后，也就在新的历史道路上，在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合作，继续过“关”。他们分别召开了中央会议，总结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经验，修改了章程，废除了原有的政纲，宣布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以后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全国政协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且在行动上采取了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就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以后的三大改造时期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参加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在团结教育民族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又一次过好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这时，党中央进一步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此，毛泽东根据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再一次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接着，周恩来又继续强调：“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作了明确的概括和总结，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因此，“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而使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得到巩固和发展。此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虽然因种种原因受到了干扰破坏达20年之久，但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通过拨乱反正，使多党合作及其方针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在阐明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同时进一步肯定：“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此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把它们当作助手和诤友，使各民主党派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它们在通过建国以后30多年锻炼和考验的基础上，同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一致，合作也更加协调。它们都明确表示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一句话，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继续紧密合作。对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各民主党派的现状，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进一步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并且详细地规定了加强合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我国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开创了新的历史篇章。2005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继1989年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后，又一份纲领性文件，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迈上新台阶的历史性标志，不但为多党合作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规范，从而有力促进多党合作更加有序、更加深入地开展，而且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1、英国17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议会和政府之间以及议会内部，围绕着内政、外交、宗教和王位继承问题进行了斗争，议员们的政治分歧日益明晰，尤其在排斥法案危机中，形成了两个互相对峙的政治派别——辉格党和托利党。托利党代表没落地主阶级利益，依附王室，压制政敌；而代表新贵族、商人和金融家的辉格党不仅利用议会斗争反对国王和托利党，其骨干人物还诉诸于武装叛乱和阴谋暗杀，这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只是议会内部两个不同的政治宗派，还远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为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
　　势不两立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第一次合作是发动1688年政变，实现了“光荣革命”。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两派都害怕国王恢复天主教，害怕革命会使他们共同失去财产、爵位和相应的特权，他们许多利益是一致的。“光荣革命”使两派之间在政治上消除了重大的原则冲突，关系明显改变。他们互相照顾对方的经济利益，激烈持久的争吵中党派之间又常常交叉联合。但此时，两派组织分散，派别名称混乱，纲领模糊，仍然停留在宗派组织阶段。
　　两党制作为正式政党形成的重要标志包括自身组织建设的加强、反对党的合法化和议会外党派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强。反对党起先臭名昭著，“政府反对派是一群主张不同、观点各异、离心离德、又没有任何的反政府计划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是一些争权夺利、沽名钓誉的帮派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在政治斗争中使用的往往也是宗派打击的手段，是既反对国王又反对王国政府的宗派主义团体。反对党抛弃宗派观点是从老皮特提出的“对议案，不对人”的原则开始，脱离宗派色彩是从罗金厄姆派成为既符合国民利益和历史传统，又符合宪法精神的“有组织的反对党”开始逐步完善，当反对党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对国家履行重要的政治职责时，反对党成为“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从而合法化了。这一术语标志着反对党存在的重要宪法意义，“它体现了十九世纪对统治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一个在野的政党，被人承认着对国家制度具有完全的忠诚，并准备着随时上台执政，而不致震撼国家的政治传统”。
　　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由最初的宗派争斗发展到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的政党政治，是由于他们在利益和原则上没有最根本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大不列颠的大土地所有者。不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在长期的争斗中，他们学会了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学会了使用和平抵制武力的协议方式，最终将双方的利益冲突归结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即统一在宪法和法律之下，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

2、1787年美国宪法批准的过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集团，即后来俗称的支持宪法的“联邦党人”和反对宪法的“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主要代表东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联邦党人主要代表南方种植园主、西部农业企业家和北部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人民主权、州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力的界限以及保障问题上有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联邦党人最后获胜了，重要武器在于联邦宪法本身对人民主权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深化了传统共和思想的内涵：真正的共和政体不是要求和追求社会意见与意志的同一性，而是允许多种意见和意志在一种有秩序的体制下妥协共存。
　　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共和党人大获全胜，总统和副总统人选决断却掌握在联邦党人的手中，联邦党人依照宪法程序以和平的方式交接了政府的权力；(民主)共和党人领袖杰斐逊执政后，修改了自己在宪政问题上的原有立场，接受并不失时机地采用了联邦党人的许多观点。两党在一些重大的国家利益如购买路易斯安那等问题上，表现出立场的“换位”。表面上看起来两党好像没有坚持自己原有的原则性，实际上两党争论的不是原则的抽象意义，而是原则的内涵：政党和政府在追求政治利益的时候，力求做到宪政上的名正言顺，并得到宪法原则的支持，而政党党纲原则本身的内容在争论中得到丰富和扩展。

由此可见，英国和美国早期党派是从宗派完善到政党，议会中的争斗从宗派政治更正改善到政党政治的。不断的斗争和妥协，形成了政党政治中的宪法原则，那就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政党原则和服从宪法的原则。

综上所述，不论是政党政治的特点还是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根源，中国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也正因为这种不同，近年来，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国情的，也是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没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没有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会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走许多弯路甚至错路。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政党制度还有待完善，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世界各国政党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尤其是政党政治发展较早、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选才任人机制等方面都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我们要大胆借鉴，博采众长，如此才能更好地开拓创新，彰显特色。

（作者为民革淮安市市直二支部党员）